老年医学中心组织学习病历书写规范及质量评分标准

在文山州案件中，医务人员即使是出于提示公众提前预防的目的，但详尽披露患者身份证号码、姓名、家庭住址等信息也已经违反了职业伦理，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

不过，2020年的中国与世界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权力、规则竞争及秩序更替趋势，模仿型民法典的编撰可能出现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局限性。权利话语的法典化 公法秩序以权力为中心，私法秩序以权利为本位。

民事领域的权利话语与制度保护有其适当的顶层秩序的限度。宪法规定了基本权利，但宪法又悬空了这些权利的规范效力，导致法治运行中缺乏有效的制度程序将基本权利导入对具体公民的保护实践过程，直到立法法及相关的合宪性审查机制弥补此一缺陷。改革时代的中国法权秩序存在一种法治二元化现象：一方面，与政治安全有关的公法秩序领域仍然以威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与市场经济及民主第三波相呼应的所谓自由主义宪政在中国缺乏根基与突破，也因与主体政治精神及体制冲突而遭遇挫折。以司法机制的实践理性弥补成文法典的不足，并不是新鲜事物，而是法治建设的常识经验，但在民法典立法狂热的当下，做相应的提醒是非常有必要的。其三，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方兴未艾，其中的民事习惯与民事规则仍在形成之中，这部民法典以标准民族国家的法典形式编撰，对中国的全球战略和全球治理行为的支撑性有限，亦难以通过比较容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事法律经验而成就为一部具有超国家品质的民法典。

这就决定了，任何民事立法包括此次民法典编撰都不可能超出中国宪制秩序的政治法屋顶，不可能以民法典替代宪法典的规范功能。国内左派法学家正是基于这一威胁而上书抗议的。中国法制虽然尚不十分完善，但对于出现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时政府和相关方面应该怎么做，规定得比较清楚。

为什么没有依法履职，是失职还是受到法外干扰？ 这么大的灾难，造成这么多人死亡，整个社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如果没有清晰全面的追责，对历史是没有办法交代的。基本人权保障水平是衡量法治实行成效的最终标尺。法律上所说的应急处置措施不能包括对整个区域的居民实行人身禁锢，对普通居民应当与针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拘留等剥夺人身自由的做法有实质区分。不认真反思，将来我们还会重蹈覆辙，就像这次在某些方面已经重蹈了2003年SARS灾祸的覆辙一样。

马国川：上海采取的防疫措施相对温和理性，比较讲求严格依法办事，但也被一些网民和上海市民指责不够硬核，过于宽松。童之伟：确实，对传染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关于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征用，《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都有不同规定。

如果政府和学界能够认真审视和省思，在立法、执法等各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完全有可能在推进法治中国、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前进一大步。童之伟：这些都是涉嫌违法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今天政府做的一些事情，应当有同情的正面理解。学者应该严谨治学，有社会责任感，绝不能说可防可控之类显然空泛而近乎无意义的不负责言论。

这是学者应有的道义责任。马国川：从性质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恐怕不能算是法律。即使没有政策，可以随时出台政策。马国川：处理突发疫情要求快速，走法律程序需要时间，二者是否有冲突？ 童之伟：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局面基本是有法可依，无法可依的问题不突出，没有法律，政策肯定是有的。

由童之伟教授授权爱思想网转载。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志之一。

童之伟：社会稳定很重要，但宪法保障的公民说话的自由也很重要。遇到现在这大的规模公共卫生事件，除了制度条件，医疗卫生设施、医护人员数量、物资储备等客观条件都受到限制。

现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法律，一些关键条款过于原则、抽象，不详细、不严谨，容易被执法机构和人员任意解说和运用。依法即讲程序重证据，在区分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的前提下，无分机构、官员和专家，有责即追，平等对待，不能避重就轻。而实施除人的能力、素质外，还要看客观条件。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实施隔离措施是县级以上（包括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的权力，但实际上近期还是有不少失控的情况，出现了不合理和严重侵犯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做法。童之伟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湖北民族大学法学院兼任特聘教授 抗击疫情须依法适度 马国川：本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是一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来应对。童之伟：在我看来，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仅要倾听民意，也要在众声喧哗中保持理性和克制，不在某种舆论或上级压力下搞过头乃至极端的做法。

抗疫和追责由不同部门，我不追究责任是我的失职，你不抗疫是你的失职，完全是两回事。实际上，行政要求效率与法律程序走得慢的冲突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只是有时会被当成突破法律底线的借口而已。

目前的国家和省级预案细化了大量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成了应急法制体系的一部分，将来最好分别上升为行政法规和规章。现在还有一些法律地位较低的实施办法和部分省级行政区域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现在不是强调底线思维吗？抗疫过程中坚持法治中国建设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保障和尊重基本人权，包括尊重人的尊严，生命权、财产权和表达不同看法的权利等。相关的法律，如《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原本应该有行政法规层次的实施细则，但实际上与前者配套的只有准行政法规，与后者配套连准行政法规都没有。

规定的原文是：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根据已经披露的信息，武汉市府应该也有条件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3条的规定，在去年底或今年1月初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和宣布进入预警期，并通报毗邻或相关地区政府，但他们没有履行这个法定职责。为了应对这次疫情，湖北有的地方宣布实行战时管制， 但是战时管制不是法律语言，可能是紧急状态的另一种不规范表达。权力责任相对应的要求是，权力大责任大，权力小责任小，不能对大权力者追小责任甚至不追责任，也不能对小权力者追大责任。

至于全面，就是负有责任的机构和官员都要追究，不让任何有责任的机构或官员逃避追究。另外，与上述法律配套的下位规范性法文件，也是应对疫情立法的组成部分，包括原卫生部发布的《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和一些地方性法规，还有《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县以上各级地方政府的应急预案。

2020年1月上旬和中旬，在武汉的病毒性肺炎、新冠病毒疫情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武汉市卫健委为什么在武汉市两会和湖北省两会召开期间两次全程停止通报疫情？这种安排是基于什么指导思想、通过什么机制实行的？卫健委作为政府的医务专业部门有没有履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职责的必要独立性？其履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职责与服从某种政治需要发生冲突时，到底哪种安排被放到了优先位置？ 其次，要反思武汉市政府没有依法预警和通报的情况。还有一些做法，看起来似乎能够找得到一些所谓的法律根据，其实不符合法律精神。

对于各级政府和相关官员，当然也应该追责。作为官员，疾控中心的负责人在公务工作上是否尽职尽责？包括是否向上级主管部门及时报告和建言，是否积极推动政府应对疫情，向社会发声，提醒公众防疫。

您是否同意这个主张，抗疫追责是否矛盾？ 童之伟：应当把民间和官方分开。从媒体已披露的情况看，湖北省政府采取预警和公布措施的时间，最早应该在今年1月上旬，最晚应该不晚于1月16日，即国家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的第二天。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法治 公共卫生 。如果有些地方确实有矛盾，可以服从抗疫的需要，暂缓追究责任，但是最后还是应追责。

公开透明就是中央最近提出的强化显政，它是与隐政相对称的。再说，就我们社会而言，即使现阶段一定要用国家强力部门搜寻和惩罚谣言，那么，他们运用这种权力的过程和限度一定得要受社会监督和受其它权力的制约。

马国川：有些人提出要追究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和有关专家的责任，也有人批评说不要批评专家，这样不公平。从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角度看，相关的法规范也是零零落落，发展不平衡。

相对来说，中国疾控中心还是有较大独立性的，较之行政部门，服从性小一些，不像纯粹的政府部门。在法治的轨道上应对公共卫生危机 马国川：依法执政前提是法律要完备，从这次疫情看，中国在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上立法是否完备？ 童之伟：大体上有法可依。